美国特黄一级电影因其露骨内容引发广泛文化争议，凸显社会道德的矛盾与张力。这类电影自由表达与道德底线间游走，挑战传统价值观。支持者认为其体现艺术自由与个人选择，反对者则指责其物化性别、诱导不良行为，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。争议核心于如何平衡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：过度审查可能扼杀表达，宽松管理则可能放大低俗文化。特黄电影的流行还反映了消费主义驱动下，部分人群对刺激内容的需求。网络时代，其传播更便捷，冲击传统媒体监管，促使社会重新审视道德边界与法律规范。争议不断，这类电影仍市场生存，揭示文化多元与道德冲突的现实。

　　中新社北京5月19日电 题：专访《日暮·归乡》导演：跨越海峡在光影中重逢

　　作者 李百加 朱贺

　　台湾老兵高秉涵风尘仆仆，从台北飞抵南京，再转乘高铁至徐州，见到了李存信的女儿李秀云。寻父30年的女儿得偿所愿，抱着父亲的骨灰坛失声痛哭。

　　一场迟到的父女相见让许多观众泪眼蒙眬，这是纪录片《日暮·归乡》中的片段。这部讲述老兵返乡故事的影片正在大陆上映。导演杨正浓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回忆当时拍摄场景，“我一边拍，手一边抖，只觉得70年的时空阻隔是一座能把人压垮的大山。”

2023年5月8日，纪录片《日暮·归乡》导演杨正浓与台湾老兵金英次子金士杰(左一)、“感动中国”人物高秉涵(中)在台北交流。(片方供图)

　　2015年，当时在台北攻读研究生的杨正浓在一所养老院做志愿服务。他自幼学习京剧，为操着湖南、四川、广东等地口音的长辈们即兴表演了一段《四郎探母》。

　　“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，贤公主细听我表一表家园……”戏唱到一半，许多老人红了眼眶。这段曾因“动摇军心”在台湾遭禁的唱词，道尽了外省老兵“有家归不得”的半生乡愁。

　　“年岁渐长，这个群体渐渐凋零，如果没有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故事，两岸血脉相连的亲情、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，终将被淡忘。”杨正浓说，拍摄《日暮·归乡》由此起心动念。

　　1949年前后，中国国民党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台湾，其中军人有60余万。他查阅大量报纸、史料和人物自传，了解老兵们血泪交织的返乡史；为建立信任，他用两年时间贴近老兵生活，参加家庭聚会、记录生日与节庆，清明扫墓、返乡探亲也全程跟拍，“只有真正融入其中，长辈们才会敞开心扉。”

　　1950年，浙江舟山小伙姜思章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的十九军十八师“抓壮丁”，后随该部赴台。1979年元旦，大陆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要求打破长期隔绝，大陆和台湾同胞自由来往。很快，姜思章就从香港辗转回到老家舟山探亲。

2018年5月21日，安徽合肥籍台湾老兵金英在台湾屏东家中为《日暮·归乡》剧组展示老照片。(片方供图)

　　在纪录片中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只要求，生，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；死，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，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最起码的需求吗？”

　　杨正浓身边，就有跨越海峡续接亲缘的故事。

　　2020年，一位贵州女孩循着伯祖父留下的家书地址，叩开了台北一户刘姓人家的大门。她询问：“家中有没有人姓刘？”“是不是贵州遵义的？”

　　“当时，应门的女主人喜出望外。原来贵州女孩是远在老家、从未见过面的侄孙女。”杨正浓说，“中断二十余年的家族联系在那一瞬间重新续上。”

　　杨正浓的岳父正是这位联系起两个家庭的刘姓遵义籍老兵。1999年在台北离世前，他曾独自返回贵州探亲。

　　2021年，杨正浓陪妻子回到遵义，与亲人团聚，在长辈坟前献花认亲。“岳父生前常为家人做豆花面吃。”杨正浓回忆，“父亲去世20多年，妻子又在老家吃到了豆花面，眼泪突然落下——原来这是家乡的味道。”

　　无论岳父，还是何文德、金英、潘松带、傅德泽等数十万来自东北关外、黄河两岸、长江南北、滇桂边陲的老兵，他们背井离乡，对故土魂牵梦萦四十年，愿望朴实而动人——想家，想妈妈。

　　这也是《日暮·归乡》首映礼定在母亲节前夕的原因。

　　5月10日广州首映礼现场，一位特殊的观众引起关注——80多岁的朱延力，影片中老兵高秉涵的外甥女，携老伴一同到场。观影后，她说：“这些故事不该被忘记，谢谢你们让后人看见这段历史。”

　　“《日暮·归乡》的意义，不仅仅是让观众记住苦难，而是让他们看见两岸血浓于水的羁绊。”导演说，影片的底色是温暖的，“镜头里有老兵的泪水，也有他们终于‘归乡’的曙光。所有跨越岁月的追寻，最终通向希望。”(完)